“双11”期间，除了买买买，最抓人眼球的，莫过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联合十一位功夫巨星联合推出的《功守道》。在首批放出的20多分钟短片里，马云以太极傍身，连克泰拳、拳击、相扑、咏春，最终与李连杰饰演的扫地僧对决于约五米直径的圆台上。

　　更加令人瞩目的是，除了大荧幕的首秀，马云同时发起了同名的功守道赛事，将于11月15日开打。这份事业的远景，则是希冀通过社会各界的力量，推动太极推手这样一项中国武术成为奥运会项目。

 

　　愿景虽好，可能性有多少?业界对此并不乐观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上世纪50年代，便有好事者尝试将太极拳搬上竞技擂台。1954年1月17日，香港白鹤拳陈克夫于澳门挑战吴氏太极拳吴公仪，盛名之下，两人却联手上演了一场闹剧，比之街头混混尚且有所不如。要知道，与今年中被痛打的某位江湖骗子不同，吴氏是公认的太极传人，可谓根正苗红，在太极拳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亦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。

　　吴氏既如此，太极拳的竞技性可想而知。有趣的是，这场比武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，是催生了梁羽生的《龙虎斗京华》以及金庸的《书剑恩仇录》，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浪潮。自此，在文学及影视剧作品的推动下，中国功夫被无限浪漫化与神秘化，知名度节节上升，距离体育竞技却渐行渐远。

　　太极拳之外，国人从未放弃过将传统武术推上体育竞技擂台的努力。这其中，既有以个人或门派为单位的比武对擂，香港国术界多次赴泰挑战，无一例外以惨败告终;也有以官方为代表的武术申奥，屡次三番被挡在了门外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与一般理解不同，武术运动未能成功申奥，并非因为国际化程度不够。冲刺北京奥运会失利后，中国官方高度重视相关问题，在武术国际化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，至2013年国际奥委会新一轮投票时止，国际武联会员国已从北京奥运会期间的16个发展至149个;同时，代表国际武联在申奥投票中进行陈述的，也是一位练习中国武术的外国人。即使如此，再加上中国官方对此的游说，都未能帮助武术运动拿下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门票。

　　种种历史，不禁令人反思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;进一步的，马云的功守道又能否突破藩篱，为前人之所不能为?

　　我们需要将视野放得更加开阔些。

　　太极、或者中国传统武术，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，都共同面临着现代化命题。现代化，并非西方化，乃是与时俱进，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同所契合。

　　从传统走向现代势必面临着扬弃，片面守旧只会使得这一文化习俗变得落伍而不合时宜。正如现代社会很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以及对女性权利的压迫，备受现代竞技体育熏陶的观众们，也不太可能真正认可缺少实战性和对抗性的武术套路表演。

　　换言之，太极，以及以其为代表的传统武术的现代化，需要重拾长时期发展中被有意忽略和淡化的技击性和竞技性。就这一点，功守道的确看得明白，将太极推手单独拿出来打擂，而非让各路好手在表演中较高低——单纯的表演很难一较高低，按技术难度计分则又与体操无异。

　　但认识到需要突出竞技性，仍只是传承中国武术的万里长征第一步。回顾全球竞技武术的发展历史，即使早期百舸争流，存在门户之见，但只要是在同一竞技规则下发展，基本上都是相互学习、取长补短，最终深度融合，形成新的击打体系。拳击如此，自由搏击亦然，综合格斗(MMA)更是典型。

　　以MMA为例，一般认为，“综合格斗竞技”的武术理论发轫于李小龙，起承于中国的咏春;又因巴西柔术在早期UFC比赛中大放异彩，地面技得到高度重视与充分吸收;发展至今天，现代MMA已经完全不是当初的模样，而是融合各家之所长，并经由人体运动科学加以改良。

　　太极和中国传统武术如果希望沿着竞技体育的路往下走，类似的改革必不可少，而非固步自封、抱残守缺。当然，作为全民健身和传统文化，太极和以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武术，依然可以沿着当前的发展轨道继续前行，但基本上也就与体育竞技无缘了。

　　不破不立，功守道对太极做出的改良，取太极推手而非全部太极拳法作为比赛方式，或许能收到意想之外的惊喜。资本加持下，太极的推广也将毫无疑问迎来新的浪潮。但千万不能为眼下的成绩沾沾自喜。惟有顺应时代潮流，顺势而为，才能达致理想中的彼岸。在此过程中，变革必不可少，与其拒绝，不如拥抱。